尾声
据《晋书·食货志》载：咸和五年（330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
平定苏峻之乱后,江南获得了暂时稳定。从这年开始,王导谋划的土断之法落地,自此开始有了黄籍、白籍之分,南迁的北方世家得以落地生根。还可以说,他们重回北方地区的热血在慢慢平静下来,北人、南人开始渐次融合,开始把所居之地当作居家兴业之地。
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王导的执政策略一直护佑着东晋,直到他逝去的那一刻。
王导去世,庾氏一族掌握朝中权力。虽然朝政由王导培养的何充与庾冰共同执掌,但王氏族人无入中枢者。
庾亮的弟弟庾翼,于庾亮去世的同月十一日,被朝廷任命为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接替庾亮镇守武昌。朝臣们都怀疑庾翼,担心他年轻不能服众,何充还是给予认可。
咸康七年（341年）,在何充、庾冰努力下,由王导拟制的土断之法得以完成。虽然没有使南北之民融为一体,但作为一种过渡,为东晋的国家策略奠定了根本基础。
长沙相殷羡,贪婪残暴,抵制土断。庾冰写信给庾翼,托他给予宽容庇护。庾翼在写给庾冰的信中这样答复说：殷羡骄纵豪强,恐怕就是因为有好儿子（殷浩）,所以我也从物理人情出发对他稍加宽容。总体考量我朝的朝政,实行的法令,就只在寒门百姓身上施行。反而因为纵容豪强,经常使之成为危害百姓的蠹虫。譬如旧年,有人盗取石头城仓库藏米一百万斛,完全是豪强之辈所为,却只杀死仓库的督监搪塞责任。你我兄弟身在其位,枉自陷身政务之中,就只能拔足于风尘之外,睁亮眼睛共同加以严肃惩治。荆州所统辖有二十多个郡,唯有长沙恶迹最为昭著,恶而不遭贬黜,这与只杀督监有什么不同呢
王导的镇之以静,使庾氏兄弟能静下心来治国行政,得以使土断之法有了完整的结果。
正是这个结果,使后来的多次土断,在这次土断的基础上取得了更大成就。
第二次土断,发生于东晋兴宁二年（364年）三月。
奉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覆遗臭万载耶为信条的桓温,有三次北伐之功。第一次北伐前秦,亲率步骑四万余人,一路杀向西北,在陕西蓝田击破氐族苻健军队数万人,当地民众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后因粮秣不继,撤返襄阳。第二次北伐,率军击败羌族姚襄,收复洛阳。桓温建议迁都洛阳,又建议南迁的世家大族返乡归里,遭到朝中官员激烈反对。第三次北伐,率步骑五万北伐前燕,一路势如破竹。经金城时,见前为琅邪时所种柳树,皆已有十围之抱粗。慨然曰：‘木犹如此,桓温人何以堪！’,遂攀枝执条,泫然流涕。在枋头（今河南淇县东南）忽逡巡不前,企图坐取全胜。不久军中绝粮,又闻前秦援兵将至,遂烧船、弃甲,自陆道撤退。
桓温以大司马执掌了朝中大权。面对不肯北归的世家,进行了第二次土断。因为这次土断之法是在三月初一颁布,这一日为庚戌日,因此称为庚戌制,也称庚戌土断。
三月庚戌朔,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戌制。
主持这次土断的桓温,察知世家大族多数皆隐匿人户。由于之前的土断意在逐渐取消对侨民的优待,因此后来的许多流民不报户籍,直接依附于世家大族。所以执行庚戌土断之法时,桓温以严厉的法令予以打击。即使皇亲国戚,也不姑息迁就。
会庚制,不得藏户,玄匿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付廷尉。说的是彭城王司马玄,因藏匿五户人口,被革职拘捕。由此,可见桓温手腕和执法力度。
此次土断,据《晋书》载：亡户归者三万余口。
藏匿了五户的司马王爷被拘捕,藏匿这三万多户的世家,又有多少人被惩治为此陷入牢狱的世家贵族不在少数。
正是由于桓温的强硬手腕,这次土断更为彻底,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史书称其实现了财阜国丰。
这次土断后,由于北人南迁一直延续,至东晋义熙八年至义熙九年（412—413年）间,进行了第三次土断。
元兴元年（402年）,桓玄篡位；404年,刘裕迎安帝复位。为褒奖刘裕再造晋室之功,安帝晋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朝政。
刘裕辅佐的安帝司马德宗,皇后是王羲之的孙女王神爱,系东晋的第十位皇帝,也是著名的白痴皇帝。司马德宗幼时几无天资,老大不小了居然不会说话,不但生活不能自理,连春夏秋冬四时交替都不知道。更要命的是有生理缺陷,不能生育后代。其在位的二十六年里,朝政一直由大臣把持。刘裕就是把持朝政的权臣之一。
刘裕虽然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但已经沦落为寒族,跟当时的世家大族没有瓜葛。他掌控东晋后,行事雷厉风行。此时,北人还在源源不断南迁,刘裕决定继续施行土断之法,对那些藏匿户数的世家大族进行严厉打击。这次土断除了南徐、南兖、南青三州在晋陵郡界内（今江苏镇江、常州一带）者不在土断之内,其余州郡全部依界土断,取得了巨大成效。
据《宋书·武帝纪》载：晋自中兴以来……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庾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意思是说,自晋朝中叶以来,政治腐败,豪强恃强凌弱大肆兼并土地,百姓流离失所,家产得不到保障。桓玄很想整改,但做不到。刘裕辅佐朝政后,颁布法令昭告天下,于是豪强大为收敛,人人知禁令。这时会稽余姚庾亮,藏匿一千多人的户口。刘裕查知后,处死了庾亮,免去会稽内史司马休的职务。由此可见,刘裕所行土断之法,比起桓温之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但打击藏匿户口者,还撤并了许多侨郡县。
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北人南迁还在继续。
经过几次土断,据《宋书·孝武帝纪》载：始课南徐州侨民租。也就是说,到了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已经正式对这些侨民收取赋税了。
至此,经过东晋、刘宋王朝,终于把南迁侨民完全置于政权全面管理之下。
之后,南朝还经历了几次土断,分别是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秋七月,土断雍州诸侨郡县的第四次土断；宋后废帝刘昱元徽元年（473年）的第五次土断；齐高帝萧道成建元三年（481年）对江北侨郡县的第六次土断；梁武帝萧衍天监元年（502年）夏四月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的第七次土断；入陈之后,又有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年）的南朝最后一次土断。
细斟酌历史记载,可见以后这些土断的规模无法和桓温的庚戌土断相比。不能忽视的是,王导的土断之法是发轫。后来所有的土断,都建立在东晋咸和五年（330年）的土断之法和壬辰诏书之上。一次次土断,使南渡的北人不再是北人。虽然这些北人有着许多的不甘,固执地自称客家人,但此时的客家亦是主家,要把他乡当故乡了！
衣冠南渡,毫无疑问是中原士大夫阶层的一次逃难。这些自诩客家人的汉家精英,南渡逃难时带走了自家的财物,还带着生产技术、人文价值观、文化习俗,带走了自己以后的日子。
秦汉以前,江南属欠发达地区,土壤卑湿,地广人稀,荒地遍野,城市与文化名人均寥若晨星。这些南渡士大夫阶层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东晋至南朝时期的江南。中原人的铁犁牛耕技术,取代了南方人火耕水耨的耕地方式；精耕细作的生产手段、兴修水利的灌溉方法,使农业生产有了质的飞跃,使水田得以全面开发。北方粟麦等作物南移,南方气候也让农作物品种增加了,使一年一熟的庄稼在岭南地区达到了一年两熟。东晋时期的荆江筑堤、南朝的鄱阳湖筑堤建闸等,长江流域的丰富水资源得到较大开发,形成长江流域重要的农业生产区。
东晋、南朝时期,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天文、历法等,也取得重大突破。东晋的虞喜发现岁差现象,南朝的祖冲之将虞喜的岁差学说引入历法（大明历）；祖冲之另一大科学贡献,是第一次把圆周率的数值计算到小数点后七位。
造船业也取得突破性发展,长江流域开始展开大规模航运,史载南朝宋孝武帝西巡龙舟翔凤以下,三千四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二京无比。
此时的江南已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不但建康成为超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是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中心,京口（今镇江）、毗陵（今常州）、吴郡（今苏州）、会稽（今绍兴）、余杭、东阳（今金华）等城市都发展出一派繁荣景象。手工业、建筑业水平超出西晋,为后来的江南百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北人南迁、北学南渐过程中,河洛雅音南播,和江南吴语融合而成的金陵雅音,在南北朝分割结束后的隋唐时期,和洛阳邺下语音一起成为修复雅言、确立通语的两大依据。
郭璞研究和注解《尔雅》,以当时通行的方言名称,解释了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并注音、作图,使《尔雅》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郭璞开创的动、植物图示分类法,为唐代以后的所有大型本草著作沿用。在学术渊源上,郭璞除家传易学外,还承袭了道教的术数学理论,成为两晋时期最著名的方术士。
衣冠南渡使江南的文学、绘画、书法等独树一帜。曹魏以来,中国的文学艺术发展一直处于大步前进状态,以东晋年间的文人最为著名。东晋出现了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游仙诗祖师郭璞等,为隋、唐、宋的诗文盛世创造了条件；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代表作《兰亭序》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顾恺之是当时最为著名的画家,擅长人物画,代表作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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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之乱引发的衣冠南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文明大迁徙。
衣冠,看字义指衣服和帽子,对中国文人士大夫而言却隐含着特殊而厚重的含义,代表着文化和文明。文化和文明并非帝王贵胄和世家大族的专利,人民才是文化与文明的创造者,文化和文明是一个民族的软实力。
衣冠南渡是一场文化战争。南犯的北方少数民族,最终消解在中原文化、文明的博大精深中。南下的衣冠,则是文化与文明的播迁、散布者。虽然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文化、文明扩张,但也是软实力的外溢。
衣冠也是无形的武器。民族文化和文明,是人文之核心。
衣冠南渡,典出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邑里》。原指西晋末天下乱,晋元帝渡江,迁都建邺（今南京）,中原士族相随南迁,中原文明、中原政权南移。后来也指唐安史之乱后、北宋末年等时期中原士庶避乱南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