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程望在局里醒来，头发乱得像昨晚没睡的人。他没有回家，也没脱警服，仰坐在办公室的单人沙发上，面前的白板上写着几个名字：张纪，何国清，何家妹，林医生，以及“空白区域”下的一个箭头——指向社区卫生中心。
他看了一眼时间，拨通了社区管理办公室的电话。
“我是市刑侦支队程望，我想调阅张纪近五年在辖区的居住和帮扶记录，包括社区医生入户随访表、药物发放记录、民政帮扶记录、街道协助谈话纪要。”
对面的人沉默了三秒：“您稍等……我们需要和领导报备一下。”
“报。”程望的语气没有波澜，“这不是请求。”
——
两个小时后，他带着技术组的王硕到了江北街道办。接待他们的是一名四十出头的妇女，戴着老花镜，语气有些拘谨。
“张纪啊……确实有过几次上门随访，他情绪不太稳定，也不太愿意交流，我们试图安排心理干预，可他拒绝接受。说实话，这种人，我们也没办法硬逼他治疗。”
“你们是什么频率回访？”程望不急不慢地问。
“按规定是每月一次，但人员不够，有时两三个月才去一趟。”
“那药呢？”
“都是开基础药，按医保配的，一次最多两周剂量。有时他没来拿，我们也联系不上……他住的那片老楼没电梯，门铃也坏了。我们去了三次，没人开门就走了。”
王硕记得资料上写过：张纪的病史被标注为“需动态观察”，而非“精神高度危险个体”。这代表，他既不在重点精神障碍名单，也没强制医疗义务。
“那你们有没有考虑给他申请社会监护人？”
对方摇摇头，像是回避：“没有直系亲属，而且……说实话，谁愿意做他的监护人呢？”
——
这天晚上，程望调出了张纪三年来的通话记录。
其中有个号码，每月只在特定时间段拨出：江北社区精神康复中心的林医生——那位曾为张纪短暂诊断过的医生。
“我就跟他通电话，也没再见过面。”电话里，林医生声音略显疲惫，“他总是问一些古怪的问题，比如‘你觉得记忆能被窃取吗？’‘如果一个人骗你十年，他是不是比你更活该死？’一开始我以为他是转移型被害妄想，后来觉得……他其实是把我当成某种‘试验场’。”
“你没上报？”
“他没有明确攻击倾向，也没自残历史……我上报了两次，系统打回来，说不符合高危标准。”
程望没说话。
“你们警察总希望我们医生能做判断，但这个判断的‘标准’是谁来制定的？你知道现在一个公卫医生要负责多少个患者吗？”
——
四月中旬，案件尘埃落定两周。
江州市社会治理协调会在政府会议厅召开。程望以市局代表列席。他坐在角落，看着各单位逐一汇报。
司法局汇报了“精神障碍患者司法评估难点”；民政系统提及“社会监护责任体系仍待明确”；卫生系统承认“基层心理医生配置不足、筛查率低”；街道层则交出一份含糊的“矛盾调解总结”。
没人再提张纪的名字。他在这份沉重的责任链中，像一粒尘，被推来挤去，最后爆炸。
直到会议末尾，一位市政协委员轻轻说：
“如果张纪是你邻居，你还愿意他被放出来吗？”
没人接话。
——
那晚，程望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名中年男子，戴着破旧的棒球帽，在超市门口徘徊。他抱着一个白色的药袋，袋子上写着“利培酮片”。
他下车，走到男子身边：“你一个人住？”
男子看了他一眼，小声：“我……我在租房，旁边没人。”
“药够吃吗？”
他点头，“街道医生给的。”
“有什么事能联系谁？”
男子低头，“没人了。”
那一刻，程望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空。
或许这座城市里，还有很多“张纪”，只是他们还没出事而已。
——
局里，技术组的人更新了“精神障碍涉案风险分级模型”，其中多加了一项：社会孤立程度指数。程望站在模型前，目光紧盯“未纳入高危名单”的红色警示栏，许久未动。
他知道，再严密的模型也无法穷尽人心深处的裂缝。
他写下笔录的最后一行：
不是所有的杀人犯都想杀人。也不是所有被害人，都曾无辜。
也许，审判的，不止是一个人；该救赎的，是一整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