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妈收留我的那一天,南城的雨下得毫无章法,又密又急,像天上有人打翻了巨大的水缸。
十六岁的我拖着个半旧的帆布行李袋,浑身上下找不到一丝干爽的地方,头发狼狈地贴在额角和脖子上,水珠顺着发梢不断往下淌,狼狈得如同一条被暴雨从阴沟里冲刷出来的流浪狗。
我站在那扇暗沉木色的门前,指尖冻得发麻,几乎失去知觉,犹豫再三才蜷起指节,用尽全身残余的勇气,轻轻叩响了门板。
吱呀——
门轴发出干涩的呻吟,门缝里先探出一张脸。
她眯着眼,努力辨认着门外湿透的轮廓。
谁呀
姨妈…我的声音被风雨撕扯得又细又抖,几乎听不见,是我…晓月。
晓月
那眼睛倏然睁大了些,似乎瞬间被什么东西点亮了,烛火猛地跳跃了一下。
哎哟我的老天爷！她惊呼一声,手忙脚乱地把那扇沉重的门彻底拉开,一股混杂着陈旧木头、淡淡樟脑丸和……某种令人安心的食物暖香的气息扑面而来,瞬间驱散了我身上裹挟的、属于街道的湿冷寒意。
她瘦弱的手一把将我手腕攥住,不由分说地把我拖进了门内那片干燥温暖的昏黄里。
快进来！快进来！淋成这样,要生病的呀！生病的呀！
门在身后沉重地合拢,隔绝了外面喧嚣的风雨世界。
门厅狭小,光线昏暗,姨妈身上那件洗得发白、印着模糊小花的旧棉布罩衫,此刻成了这方寸天地里唯一柔软的色彩。
她踮着脚,努力伸长手臂,从门后挂着的钉子上扯下一条半旧的、厚实的毛巾,不由分说地兜头罩在我湿透的头发上。
囡囡不怕,到家了,到家了哦。她一边轻柔地揉搓着我的头发,一边念叨着,温热的气息拂过我的耳廓。
囡囡。
这个久违的、带着浓重吴地口音的亲昵称呼,像一枚小小的火种,猝不及防地滚落在我冻僵的心底。
母亲病逝后,这世间再无人这样唤我。
冰封的心湖裂开一道缝隙,积蓄已久的冰冷和委屈猛地冲决而出。
喉咙里堵得厉害,我猛地低下头,额头抵在姨妈瘦削的肩胛骨上,肩膀无法控制地剧烈抽动起来。
温热的泪水汹涌而出,迅速洇湿了她肩头那片印着小花的、柔软的旧棉布。
哭吧哭吧,她轻轻拍着我的背,节奏缓慢而沉重,像在安抚一个受惊的婴儿,哭出来就好了,囡囡不怕,有姨妈在呢…
头顶那盏十五瓦的白炽灯泡,光线昏黄、微弱,像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却固执地亮着。
它晕染开一小片模糊的光圈,将我们两个紧紧相拥的影子,投在灰白的墙皮上,融在一起,巨大而温暖。
时间,就在这栋弥漫着淡淡药味和旧时光气息的老房子里,无声地流淌了二十八年。
窗外的梧桐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秃,秃了又挣扎着抽出嫩芽,周而复始。
姨妈,如同这老房子的一部分,她的脊背日渐佝偻下去,像一张被生活重负压弯的弓。
从前利索的脚步变得拖沓迟缓,那双曾有力地将我从风雨中拽进来的手,也布满了深褐色的老年斑,时常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
不变的,是她床头柜上那台老式电话机,像一只沉默的黑色甲虫,极少发出声响。
一年里,它只在两个固定的日子会短暂地活跃起来：中秋节,还有春节。
铃声响起时,姨妈浑浊的眼睛会短暂地亮一下,像快熄灭的灰烬被风吹起一点火星。
她总是急切地摸索着拿起听筒,声音带着努力抑制的欢喜：喂是玲玲吗
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隔着冰冷的电波,总是显得遥远、短促,带着一种公式化的敷衍和不易察觉的不耐烦。
我端着刚熬好、散发着米香的温热米粥走进房间时,常能听到断断续续飘过来的只言片语。
嗯…知道了…身体就那样…钱够…你忙你的…不用惦记…好…挂了…
啪嗒。
听筒被轻轻放回机座,那点微弱的火星瞬间熄灭,房间重归寂静,只剩下空气里弥漫的粥香和一种无声的落寞。
姨妈会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或者墙上那张早已褪色的旧年画,发一会儿呆。
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捻着盖在腿上的旧毛毯边缘,捻出一个个小小的褶皱,再慢慢抚平。
表姐…挺忙的。
我走过去,把温热的粥碗递到她枯瘦的手里,轻声说,努力让语气显得轻松平常。
嗯,忙,忙点好…
她低下头,小心翼翼地舀起一勺粥,吹了又吹,才慢慢送入口中,含糊地应着。
那浑浊的目光低垂着,不再看窗外,也不再看年画,只是专注地盯着碗里那点稀薄的热气,仿佛那才是她唯一能抓住的暖意。
日子像老屋墙上那架慢吞吞的挂钟,不慌不忙地一格一格挪动。
清晨,天还没大亮透,厨房里就会响起细碎的声响。
是我在淘米,准备熬煮她清晨习惯喝的那一小碗稠粥。
米粒在清水中翻滚,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接着是点燃煤气灶的啪嗒声,蓝色火苗舔舐着锅底。
晓月啊,她倚在卧室门口,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粥里…少放点糖,医生说了…
晓得啦,姨妈。
我头也不抬地应着,手下动作不停。
窗玻璃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映着灶火的微光。
白天,阳光艰难地穿过老旧的玻璃窗,在磨得光滑的水泥地上投下几块摇晃的光斑。
我扶着她,在狭窄的客厅里,绕着那张用了不知多少年、漆面早已斑驳的八仙桌,慢慢地走圈。
她的手臂搭在我的臂弯里,轻飘飘的,像一截枯枝。
每一步都迈得极小,鞋底摩擦着地面,发出拖沓的轻响。
慢点,姨妈,抬脚…对,就这样…我的声音放得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午后,是雷打不动的吃药时间。
大大小小的药瓶药盒在床头柜上排开,五颜六色的药片药丸躺在小塑料格里。
我端着温开水,看着她用颤抖的手把药一粒粒送入口中,水杯边缘碰到她干瘪的嘴唇。
有时她会像个孩子似的皱起眉：这个太苦了,囡囡。
吃完这颗,就吃您喜欢的山楂片,压一压。
我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摸出用蜡纸包着的果丹皮。
她瘪瘪嘴,这才顺从地咽下。
漫漫长夜最难熬。
她的觉越来越少,清醒的时间却像浸了水的棉花,沉甸甸地拖不动。
老房子的寂静被无限放大,窗外偶尔路过的车声、楼上邻居隐约的脚步声,都清晰可闻。
黑暗像浓稠的墨汁,包裹着小小的房间。
晓月…睡了没黑暗中,她的声音幽幽响起,带着老年人特有的空洞感。
没呢,姨妈,您说,我听着。
我立刻应声,在陪护的小床上翻了个身,面向她那边,尽管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
于是,那些陈年旧事便如同断了线的珠子,一颗颗从记忆深处滚落出来,在寂静的夜里发出细碎的回响。
你姨父走得早啊…那会儿玲玲才多大点…她叹息着,声音像被风吹散的烟,他年轻时候啊,手可巧了,会做木工,家里那张吃饭的桌子,就是他打的…结实着呢…
你妈小时候,胆子最小,怕打雷,一打雷就往我被窝里钻…头发又细又黄,像个小猫崽…
那年发大水,家里淹了,凳子都漂起来了…我和你妈,就站在门槛上,看着水漫上来…
她的叙述常常是跳跃的,前言不搭后语,时间线混乱不堪。
同一个故事,今晚讲的细节可能和昨晚讲的截然不同。
有时她会突然停下来,沉默许久,久到我以为她又睡着了,她才又幽幽地开口,讲起另一个毫无关联的片段。
我不去追问,也不去纠正。
只是安静地听着,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感受着那些早已湮没在时间长河里的悲欢离合,透过她苍老沙哑的声音,重新有了模糊的形状和温度。
那些絮叨,像一根无形的丝线,缠绕着漫长的夜晚,也缠绕着我们相依为命的岁月。
我知道,她不是在讲给我听,她是在一遍遍抚摸自己漫长而孤独的一生。
衰老,像一场缓慢而不可抗拒的凌迟。
姨妈的精力肉眼可见地枯竭下去,如同一盏熬干了油的灯。
最后一次住院,是在深秋。
医院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绝望混合的气息,冰冷刺骨。
她躺在窄小的病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盖在被子下的身体几乎看不出起伏。
浑浊的眼睛费力地睁开一条缝,目光吃力地在病房里搜寻,最终定格在我脸上。
枯树枝般的手,从被子里艰难地探出来,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力量,死死攥住了我的手腕。
冰凉,瘦硬,硌得人生疼。
囡…囡…
她的嘴唇翕动着,声音微弱得像蚊蚋,却带着一种奇异的清晰。
…房…房子…给你…
每一个字都像耗尽了她残存的生命力,从干涸的喉咙里硬挤出来。
给…我的…囡囡…
她的手指在我手腕上痉挛般地收紧,指甲几乎要嵌进我的皮肤里,浑浊的眼底深处,是溺水之人抓住浮木般的执拗和托付。
那一刻,巨大的悲伤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我的喉咙,堵得我无法呼吸,只能用力地、狠狠地点着头,泪水无声地滚落,砸在她枯槁的手背上。
她似乎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攥紧的手指缓缓松开,眼皮沉重地阖上,只留下一声悠长的、几乎听不见的叹息,消散在充斥着药水味的空气里。
那栋承载了二十八年风雨的老房子,最终还是成了风暴的中心。
表姐李玲,像一头被彻底激怒的母狮,葬礼的哀乐尚未完全散去,她就带着一身凛冽的寒意和律师,闯进了这间刚刚失去主人的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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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再是电话里那个遥远而模糊的声音,不再是姨妈记忆中模糊的轮廓。
她踩着尖利的高跟鞋,昂贵香水的气息浓烈到刺鼻,与屋里尚未散尽的哀伤和药味格格不入。
精心修饰过的眉毛高高挑起,嘴唇紧抿成一条刻薄的直线,目光像淬了毒的刀子,狠狠地剜在我身上。
陈晓月！
她的声音又尖又利,穿透了凝滞的空气,你到底给我妈灌了什么迷魂汤嗯二十八年哈！你处心积虑二十八年,就为了今天,为了这套破房子是不是一个外人！
她涂着鲜红蔻丹的手指几乎戳到我的鼻尖,一个外人,凭什么拿走我李家的东西！
她的律师,一个穿着笔挺西装、表情疏离的中年男人,适时地递过来一份文件,纸张崭新得刺眼。
陈女士,我的当事人要求立即腾退房屋。这份是律师函。
文件递到我面前,像一张冰冷的死亡通知单。
我站在客厅中央,脚下是磨得发亮的水泥地,身后是那张斑驳的旧八仙桌。
空气里还残留着姨妈的气息,混杂着李玲身上那令人窒息的香水味。
我没有看那份律师函,目光落在李玲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上。
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疼痛尖锐而窒息,却奇异地带不来一滴眼泪。
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一种被彻底撕开伪装的悲凉。
房子,我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平静,带着一种被抽干了所有情绪的干涩,在这剑拔弩张的空间里显得异常清晰,是姨妈给我的。有遗嘱。
遗嘱李玲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荒谬的笑话,发出一声短促而尖锐的冷笑,那笑声里淬满了不屑和鄙夷,就凭你一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野丫头！伪造！肯定是伪造！谁知道你用了什么下作手段,骗一个神志不清的老太太签字！她的眼神充满恶毒的揣测,像毒蛇的信子,我要去告你！这套房子,只能是我的！是我李玲的！
她尖锐的声音在四壁间冲撞、回荡,像无数把碎玻璃,刮擦着老屋的每一寸空气,也刮擦着我早已鲜血淋漓的神经。
法庭的肃穆,带着一种金属般的冰冷质感,沉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肩头。
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书记员敲击键盘发出的、单调而规律的哒哒声,像在丈量着流逝的分秒。
我坐在被告席上,手指无意识地紧紧攥着口袋里那张薄薄的纸——姨妈留给我的遗嘱。
纸张边缘已经被我手心的汗和反复的摩挲弄得有些毛糙、发软,隔着布料,依旧能感受到上面那几行字迹的凹凸不平。
那是她枯瘦颤抖的手,用尽最后力气写下的承诺。
我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原告席。
李玲今天穿了一身剪裁精良的黑色套装,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和紧绷的下颌线。
她坐得笔直,双手交叠放在膝上,下巴微微抬起,眼神锐利而冰冷,像一尊精心雕琢的、没有温度的石膏像。
她的律师正有条不紊地陈述着,声音平稳有力,逻辑清晰,核心只有一个：质疑遗嘱的有效性,质疑一个长期独居、年过九旬的老人在临终时的精神状态是否足以做出清醒判断,并暗示我作为长期照顾者,存在利用情感依赖进行不正当诱导的可能。
每一个字,都像冰冷的针,扎进我的耳朵里。
轮到我的律师发言。他沉稳地呈上了那份至关重要的遗嘱公证书,纸张崭新,盖着清晰的红章,在法庭冷白的灯光下显得异常庄重。他逐一出示了当年公证处工作人员对姨妈精神状态评估的书面记录,还有主治医生出具的她当时意识清醒、具备行为能力的证明。
李玲的嘴角始终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仿佛在看一场拙劣的表演。
当法官询问双方是否还有补充证据时,我的律师站起身,声音平稳：审判长,我方请求播放一段视频证据。时间：去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当晚。地点：原告家中客厅。
李玲脸上那丝冷笑瞬间僵住了,眼神里闪过一丝猝不及防的错愕,随即被更深的阴鸷取代。她似乎想说什么,但法官已经点头示意：准许播放。
法庭前方的大屏幕亮了起来。
画面有些晃动,视角是固定的,像是从某个角落的监控探头拍摄的。
熟悉的场景——正是我和姨妈生活了二十八年的老屋客厅。
那盏昏黄的白炽灯下,姨妈裹着厚厚的棉衣,蜷缩在客厅那张用了很多年、扶手都磨得发亮的旧沙发里,腿上搭着那条我熟悉的、起了毛球的毛毯。
她的眼睛微微闭着,头一点一点地打着瞌睡。
咔哒一声,是钥匙开门的声音。
接着,门被推开,李玲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她穿着一件看起来价值不菲的米色风衣,手里拎着一个包装精美的月饼礼盒。
她脸上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疲惫和不耐烦,眉头紧锁,进门时甚至没有换鞋,高跟鞋直接踩在磨得光滑的水泥地上,发出笃笃的脆响。
沙发上的姨妈被惊醒了,努力睁开浑浊的眼睛,看清来人后,脸上瞬间绽开一种小心翼翼的、近乎讨好的笑容,挣扎着想坐直身体：玲玲…玲玲回来啦
李玲没有应声,甚至没有多看老人一眼。
她径直走到沙发前,动作带着一种近乎粗暴的随意,手腕一甩,那个包装精美的月饼礼盒啪地一声,几乎是砸在了沙发前的小茶几上。
盒子的一角撞在玻璃台面上,发出刺耳的声响。
妈,月饼。她的声音又冷又硬,毫无温度,像是完成一项必须交差的任务,单位发的,放这儿了。
姨妈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浑浊的眼睛里那点微弱的亮光迅速黯淡下去。
她嗫嚅着嘴唇,似乎想说什么,也许是坐下歇歇,也许是吃饭了吗,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无措地看着女儿。
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打破了客厅里凝滞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李玲迅速从精致的皮包里掏出手机,只看了一眼屏幕,脸上的不耐烦瞬间达到了顶点。
她毫不犹豫地按下接听键,声音陡然拔高,尖锐得几乎刺穿屏幕：
喂！…催什么催！不是说了等我这边忙完吗！…知道了！烦不烦！她对着电话那头吼着,语速又快又冲,完全没有顾及沙发上那个正眼巴巴望着她的老人,现在没空！等妈走了再说！走了再说！懂不懂！
啪！电话被狠狠挂断。
视频画面里,李玲烦躁地把手机塞回包里,转身就往门口走,自始至终,她的目光没有在母亲身上停留超过一秒。
高跟鞋的声音再次笃笃响起,门被拉开,又砰地一声甩上。
整个客厅,只剩下沙发里那个蜷缩的、更显渺小的身影。
姨妈呆呆地望着紧闭的门,又茫然地看了看茶几上那个孤零零的、被粗暴丢弃的礼盒。
浑浊的眼睛里,最后一点微弱的光,彻底熄灭了。
她慢慢地、极其缓慢地缩回了沙发深处,把自己更深地埋进那件旧棉袄里,头无力地垂着,像一尊迅速失去所有生气的、风干的泥塑。
整个法庭死寂一片。
空气沉重得如同凝固的铅块,压得人喘不过气。
只有视频里那声巨大的摔门声,仿佛还在空旷的审判庭里回荡、碰撞,发出令人心悸的余响。
我的目光死死钉在屏幕上,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几乎要掐出血来。
那晚的情景,此刻在冰冷的监控画面里被无情地、放大百倍地重现。
当时我在厨房里熬药,砂锅在炉子上咕嘟咕嘟地响,盖过了客厅里大部分动静。
我只隐约听到表姐来了又走,出来时只看到姨妈像被抽走了魂一样瘫在沙发里,问她什么也不说。
后来我才知道那声摔门的巨响之前,还有这样一句比寒冬更刺骨的诅咒！
李玲的脸色在法庭冷白的灯光下,褪尽了所有的血色,惨白得像一张劣质的纸。
她涂着鲜红唇膏的嘴巴微微张着,似乎想辩解什么,喉咙里却只发出几声短促、无意义的嗬嗬声。
她精心维持的、冷漠高傲的姿态彻底崩塌了,身体几不可察地颤抖着,双手死死抓住面前的桌沿,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出青白色。
她不敢抬头,不敢看屏幕,更不敢看周围任何人的目光,那目光里充满了无声的谴责和鄙夷。
法官面无表情地看完了整段视频。
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目光锐利地扫过原告席,又落在我身上,最后停留在那份摊开在案卷上的、盖着红章的遗嘱公证书上。
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清晰地回荡在寂静的法庭里：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四条,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也可以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本案中,被继承人林秀兰（姨妈）在神志清醒状态下,经合法公证程序所立遗嘱,明确表示将其名下位于XX路XX号房产遗赠给非继承人陈晓月,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他顿了顿,目光再次扫过那份公证书和医生证明,最终,那柄象征法律权威的法槌被他稳稳举起,然后,重重落下！
咚——！
一声沉闷而悠长的槌响,如同巨石投入死水,在肃静的法庭里骤然炸开,带着一种终结一切的、不容置疑的力量,穿透了每一寸凝固的空气。
驳回原告李玲的全部诉讼请求！确认被告陈晓月依据遗嘱继承涉案房产！
槌音在耳膜里嗡嗡作响,余震久久不散。
像是紧绷了二十八年的弦,在这一刻终于被这沉重的一槌彻底砸断。
紧绷的身体骤然失力,后背重重地靠上冰凉的椅背。
没有预想中的狂喜,没有激动,只有一种巨大的、无边无际的、被彻底抽空的疲惫感,如同退潮后的海滩,留下满地狼藉的沙砾。
眼前的一切——法官严肃的脸、书记员低垂的头、对面律师收拾文件时纸张摩擦的窸窣声——都像是隔着一层晃动的水波,模糊而遥远。
李玲猛地从原告席上站了起来,动作大得带倒了椅子,发出一声刺耳的刮擦声。
她那张惨白的脸此刻涨得通红,嘴唇剧烈地哆嗦着,涂着精致眼妆的眼睛死死地、怨毒地瞪着我,那目光像淬了毒的冰锥,恨不能将我钉穿、撕碎。
她似乎想冲过来,想尖叫,想质问,想撕扯,但最终,在法官严厉的目光和法警无声的注视下,她只是死死地咬着下唇,几乎要咬出血来。
她猛地抓起桌上那个价值不菲的手提包,像躲避瘟疫一样,几乎是踉跄着,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法庭大门。
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急促而凌乱,带着一种仓皇逃离的狼狈,迅速消失在走廊尽头。
那尖锐的笃笃声,像她来时一样突兀,最终也消散在冰冷的空气里。
仿佛她从未出现,又仿佛她带走了这法庭里最后一丝属于她的、令人窒息的喧嚣。
人潮渐渐散去。
律师低声嘱咐了我几句关于后续过户手续的话,也离开了。
偌大的审判庭,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坐在被告席的椅子上。
阳光从高高的、蒙尘的窗户斜射进来,形成几道粗大的光柱,光柱里无数尘埃在无声地、疯狂地舞动。
我慢慢地、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
不是崭新的公证书,而是另外一张——一张普通的、边缘已经磨得起了毛边的信纸。
纸页泛黄发脆,上面是几行用蓝色圆珠笔写下的字迹。
那字迹歪歪扭扭,笔画颤抖得厉害,每一笔都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滞涩和艰难,像蚯蚓在泥地里爬行留下的痕迹,却一笔一划,清晰而用力地写着：
自愿
清醒
房子
留给我的囡囡陈晓月
林秀兰
指尖轻轻抚过那些颤抖的笔画,仿佛还能感受到她当时写下这些字时,指尖传递过来的那丝微弱的、却无比坚定的力量。
一种巨大的酸楚猛地冲上鼻腔,视线瞬间被汹涌的泪水彻底模糊。
我紧紧攥着这张轻飘飘却又重逾千斤的纸,将它死死按在剧烈起伏的心口,仿佛这样就能抓住那个已经消散在风中的、唤我囡囡的声音。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支撑着站起身,脚步有些虚浮地走出法庭。
外面阳光刺眼,车水马龙,世界依旧喧嚣。
我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
师傅,去梧桐巷,老棉纺厂家属院。
推开那扇熟悉的、漆皮剥落的旧门,熟悉的、混合着陈旧木头、淡淡樟脑丸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药味的气息,温柔地包裹上来。
夕阳的金辉正透过西边的窗户,斜斜地铺洒进来,将客厅里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温暖而静谧的柔光。
那张斑驳的旧八仙桌,扶手磨得发亮的旧沙发,还有沙发前那个小小的、空荡荡的茶几……都沐浴在这片金色的尘埃里。
我走到窗边,伸出手,指尖轻轻拂过那被岁月磨得光滑温润的木制窗台。
阳光落在手背上,暖融融的。
我缓缓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胸腔里弥漫着老房子特有的、陈旧却令人心安的味道。
阳光很好。
它慷慨地涌进来,将我的影子,连同那些凝固在时光里的、属于姨妈的痕迹,一起长长地、温暖地投射在磨得发亮的老地板上,仿佛从未分离。